

2026年9月29日,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者、教授雪莉·特克尔出版新著,引起相关各界的关注。在这本名为《人工亲密:当我们与机器交谈,我们将成为怎样的人》(以下简称《人工亲密》)的书中,特克尔专门探讨了人工智能“正在如何改变人的心理、关系和社会生活”。
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焕超近日也从人机语言视角,用“祈使句一代”表达了类似的担忧。习惯省略主语、用指令性的祈使句与AI(人工智能)交流,AI则随时回应、按要求修改……从小熟悉这种方式的孩子们,会不会也期待身边的人这样做?当朋友没有及时回消息、同学提出不同意见,或者有人干脆说“不”时,他们会如何应对,是否愿意和有能力继续商量?
比起当下的成年人,更值得关注的是儿童与青少年——AI影响下的“祈使句一代”,在思维、心理和人际关系中会有怎样的变化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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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言习惯一直在向内影响着人的思维
“写一篇总结。”“翻译成中文。”“重写。”“再短一点。”
许多人,包括孩子们,已经熟悉这样与AI交流。打开对话框,直接提出要求,通常很快就能得到回应。不满意,就让它继续改;不想聊了,直接关掉窗口,也不必解释。
2025年,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北京等7个省市开展调查,回收8563份有效问卷,61.7%的受访中小学生用过AI。在使用AI的受访学生中,46.4%的人表示,遇到什么事会选择向AI倾诉,而非找身边的人说。完成任务之外,AI也成为一些孩子寻求理解的对象。
当这样的对话越来越多,需要留意的就不只是孩子从AI那里得到了什么,还有他们在交流中形成了怎样的习惯。
人类从孩提时代伊始,就在学习说话,也在学习与人相处。社会心理学家列夫·维果茨基在《思维与语言》中提出,人类的高级心理机能从儿童时期开始慢慢形成,它来自社会性言语的内化,“思维不仅用词来表达,而且是在词中产生的”。
王焕超认为,一个孩子习惯了怎样与人交谈,就会习惯怎样与自己交谈,进而习惯怎样思考。孩子们在每一次对话中学到的,不只有词和句法,还有向他人提出要求是什么样的,被拒绝是什么样的,破坏并修复关系又是什么样的。
而AI的出现,无疑让人类接触到另一种交互经验:随时可用,按要求调整回答,也很少要求使用者顾及它的需要。这个过程中的重点,并非青少年分不分得清人与机器,而是即便分得清,也并不妨碍语言习惯的养成与变化。
AI出现后,相关研究也已开始。一些实验已经观察到,人机互动的影响可能延续到随后的人际评价中。
一项2024年发表于《PNASNexus》的研究,让参与者与搭档一起给图片想一句有趣的配文。一组被告知搭档是AI,另一组被告知搭档是真人。实际上,两组的搭档都由语言模型GPT-4扮演,只是在扮演真人时,回答经过了调整,使表达更像普通人的说话方式。
合作结束后,参与者需要给另一位“真人”写的配文打分。结果发现,以为自己刚刚与AI合作的人,对“他人”配文的评价更苛刻。在此前的合作中,这组参与者相比之下也更倾向于向AI搭档提要求,更关注任务结果,表达的积极情绪更少。
当然,短时间内评价变得苛刻,与长期形成要求别人服从的习惯,仍有很大距离。要理解这种影响,需要更多的关注和相关研究者进一步考察,人从与AI的交流中获得了什么样的心理体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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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总说“你没错”你还愿不愿意反思
特克尔在《人工亲密》中记录了一名中年财务顾问布莱恩的经历。他每天面对三块屏幕,其中一块专门用来与聊天机器人交流。前伴侣认为他在情感上过于封闭,难以与人建立亲密联系。于是,他向机器人求证:“她说得有道理吗?”
这个案例没有交代机器人如何回答,却提出了一个问题。当我们询问“我有没有错”时,究竟希望得到什么?人可能既想弄清事实,也希望得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答案。心理学家齐瓦·昆达对“动机性推理”的论述指出,当人希望某个结论成立时,会更倾向于寻找和接受支持它的理由。这个过程未必是有意识的,人可能真心认为,那些符合自己期待的解释更有道理。
发生争执后,“我也有责任”往往是一个不容易接受的判断。相比之下,“我已经尽力了,是对方要求太多”,更有利于维护我们对自己的看法。如果AI不仅给予认同,还提供一套听起来合理的解释,就可能让人更加确信,自己的判断没有问题。这为从动机性推理角度理解AI的迎合提供了一个解释。
2026年发表于《Science》(《科学》)的一项研究,测试了11个主流大语言模型。在研究使用的材料中,AI肯定用户行为的频率,平均比真人高49%。即使在人类普遍认为当事人有错的案例中,模型也常常给予肯定。
研究者随后开展了三项实验,共有2405人参与。其中一项让参与者与AI讨论自己经历过的真实冲突。与迎合型AI交流后,参与者更确信自己是对的,承担责任、修复关系的意愿则有所降低。同时,他们更信任这样的AI,也更愿意继续使用它——这里的“迎合”,是指AI过分站在用户一边,即使用户的行为值得反思,也倾向于替他解释、给予认同。
这便可能形成一个循环。用户因为得到肯定而更信任AI,更愿意向它寻求意见,又从它那里获得进一步的肯定。如果一个人原本还在犹豫“我是不是也有问题”,聊完后却只剩下“果然都是对方的错”,所谓“反思”也就只是走了一个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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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“懂我”之后跟人说话感觉更费劲?
与人交流往往需要解释。你觉得委屈,对方可能一时无法理解;你希望得到安慰,对方却先问起事情的经过。有时,双方说了很久,仍没有达成一致。如果在AI那里,认同来得更快、更容易,那么相形之下,现实中的这些过程会不会显得格外费劲?
关系心理学中的“比较水平”提供了一种解释。按照相互依赖理论,人们会依据过往的关系经历,以及对他人关系的观察,逐渐形成自己的期待,再据此评价眼前的相处。一段关系是否令人满意,与实际体验和心中期待之间的差距有关。
将这一视角用于人机交流,可能会产生一种值得考察的现象:AI提供的体验会形成新的参照体系。如果人渐渐习惯了AI很少追问、迅速认同自己的回应方式,便更可能把现实中来自朋友的疑问、家人的迟疑视作“不够理解我”。
牛津大学、斯坦福大学等机构2026年公开的一项预印本研究(未正式发表于学术期刊、仅通过互联网等途径发布的研究成果),涉及了与此相关的问题。在其中一项实验中,参与者先与迎合型或中立型AI谈一件自己的烦心事,再设想与亲近的人谈论同一件事。结果发现,与迎合型AI交谈过的人,会更觉得要让亲近的人理解自己,需要付出很多努力。他们也更容易认为,这件事已经和AI聊得够多,没有必要再向亲近的人提起。
同一团队还开展了一项持续三周、1364人参与的实验,让参与者分别与迎合、中立或主动提出异议的AI交流,另设不用AI的对照组。话题涉及感情、职业选择和个人习惯。与中立组相比,迎合组更倾向于向AI寻求建议,对现实社交的满意度也更低,但与真人相处的时间没有显著减少。对这个现象的一种解释是,人还保持着与朋友、家人交往,却对这些交往感到更不满意了。人们开始用AI的回应来衡量现实中的交流。AI很快就能表示理解和认同,于是,人们也希望朋友、家人这样回应自己。当对方需要更多解释,或者提出不同意见时,就可能感到失望,觉得自己没有被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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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语言习惯会不会被带进现实?
华盛顿大学2021年公布的一项研究,招募了22名5至10岁的儿童,让他们与屏幕上的虚拟角色交谈。这个角色教孩子一个编造的词“bungo”,每当它说话变慢,孩子只要说出这个词,就能让它恢复正常语速。
接下来,让父母与孩子聊天,父母故意放慢语速,但不提醒孩子使用这个词。在参加这一环节的19名孩子中,约68%对父母说了“bungo”。换成研究者与孩子交谈,并同样放慢语速时,22名孩子中只有约18%的孩子使用了“bungo”,许多孩子会耐心等对方慢速说完。
同一个词,到了不同的关系里,用法和含义也发生了变化。对父母说“bungo”,可能是在延续一个共同经历的游戏;面对不熟悉的研究者,孩子则更为克制。孩子会根据交流对象调整自己的行为。
那么,机器的回应方式,会不会也影响人的态度和行为?
2025年发表于《iScience》(《交叉科学》)的一项研究,通过两项实验让4171名成年人参与有金钱奖励的双人游戏。双方合作可以共同获益,但一方也可以通过不合作,让自己获利、对方吃亏。参与者先与计算机程序合作参与游戏,再换成真人搭档。有的程序始终不合作,有的随机选择,有的采用“互惠”策略。
结果发现,与计算机程序展开游戏时,参与者若遇到“不合作回应方式”的程序,随后与真人玩游戏时,合作减少;遇到“互惠程序”回应的人,随后与真人玩时则更愿意合作。
这项实验提示,机器对人的回应方式,也可能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回应方式。
有研究者认为,这也许可以为AI模型开发提供一点启发:能否通过调整AI的回应方式,帮助用户更好地与人相处?如果AI既能让用户感到被理解,也能鼓励他理解别人,则可能为现实中的沟通创造更多机会。
无论如何,“祈使句一代”对关系和关怀的理解如何变化,他们的思维与心理将受到什么样的影响,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。青少年正越来越熟练地与AI交流,但在现实中如何让他们在人与人交往中获得更完整的经验,学会如何顾及另一个人的感受、需要和选择,同样是成长中的必修课,也是社会的责任。
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对AI说“谢谢”
“谢谢,帮大忙了。”
收到AI的回答后,有些人会顺手敲下这句话,也有人觉得多此一举:跟机器对话,何必客气?还有人把礼貌当作一种对AI的提问技巧,希望多说几句好话,就能得到更准确的答案。这些想法背后,其实有两个不同的问题:对AI客气,能不能让它回答得更好?表达感谢,是否一定要以获得更好的回答为目的?
说不说“谢谢”,当然是个人选择。不过,关于怎样与AI相处,这场讨论也带出了一个更实际的问题:除了调整说话的语气,我们还能做些什么,让一次对话真正对自己有帮助?
这需要先想清楚,我们希望从对话中得到什么。
有时,我们只需要AI提供一段润色后的文字;有时,我们还需要借助与AI的对话,理清自己的处境和想法。需求不同,提问的方式也可以不同。比如,你可以请AI帮忙拟一条拒绝同事的消息,除了命令它“写得委婉一点”,还可以把你的处境说清楚:“同事临时加了一项工作,我想拒绝,但不希望影响后续合作。请先问我几个必要的问题,再帮我拟消息。”
这样,对话就有机会从“怎样说得好听”,进一步深入到“自己究竟想表达什么”:这项工作为什么难以接受?双方此前有没有约定?有没有可以商量的替代办法?补充这些背景,既能为AI提供更明确的信息,也可以给我们一次梳理问题的机会。
如果把AI用于学习,则需要留意另一件事:得到答案之后,自己是否真的学会了。我们可以试着这样提问:“先别告诉我答案,给我一个提示。等我试过这一步,再继续。”在日常学习中,我们仍可以主动决定:哪些步骤请AI协助,哪些步骤先由自己完成,再借助反馈查漏补缺。亲自解决问题的成功经验,是“自我效能感”的重要来源。
与AI复盘人际交往出现的问题,则可以这样提问:“以下只是我对事情的叙述。请帮我区分哪些是已经确认的事实、哪些是我的猜测,还有哪些事情需要向对方了解。”这样的问法,能把自己的注意力延伸到事情的更多角度。当然,AI作出的区分本身也需要审视,它提出的解释——例如“对方可能并没有恶意”——仍然只是一个待确认的可能。大多时候,要了解对方的想法,最好的办法还是当面谈一谈。
无论是拟消息、学知识,还是梳理分歧,都需要留意:一份听起来令人满意的AI回答,并不意味着其中的信息和判断都可靠。我们可以再问一句:“这份回答里,哪些地方最需要核查?”随后,再去检查原始资料,或向相关的人求证。
这些问法都不是保证答案正确的“法门”。它们的共同之处,是让我们在向AI求助时,仍然让自己参与思考、判断和选择:表达之前,先理清自己的需要;学习之中,给自己留下尝试的机会;面对分歧,分清事实与猜测;采用回答之前,核实关键的信息。
本版文/谢冰赋